结绳志- Issue #31 一个少年决定去死，我们望向他的身后

Feb 10, 2023

结绳的朋友们：

先祝开工大吉！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和小结一样在关注“胡鑫宇案”呢？

2023年1月29日，江西少年胡鑫宇失踪106天之后，他的遗体在距离学校附近的金鸡山上被发现。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公布了他在那只此前引发无数猜想的录音笔里留下的遗言。

随着死因的公布，这场掀起种种质疑、持续发酵几个月的失踪案在“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层面上落下了句点。为了证实自杀的结论，小胡同学流露着绝望情绪的笔记被放出，而他结束生命的选择也被归咎为“因学习成绩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他失踪前的心理状态失衡”。

在事件即将平息之时，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微博发布了《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一文，再度惹来骂声一片。人们愤怒于这篇“鸡汤文”对逝者的道德说教、亲情绑架，认为它既体现不出心理工作者的共情力，又把教育制度、学校、社会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若官方信息属实，小胡同学的痛苦感确实由来已久。尽管少年的心事已不可追溯，但他不被重视的日常孤独与决绝的选择，让我们望向了他身后，中国腹地无数个萧索的铅山县里，许许多多和小胡一样的留守少年。

与城市同龄孩子相比，留守少年的内在世界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打工潮让“留守”变成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高速发展的都市经济究竟怎样改造了基层家庭的日常？又给这些人口外流、经济凋敝的地区的孩子带来了怎样的情感代价？却少有追问。

2021年2月，结绳志推出了《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一书作者Rachel Murphy的访谈。这位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的学者谈到了从1990到2010年代，打工家庭教育期待的变化：

在90年代中后期……农村父母在儿童教育问题上的态度是认命的。他们往往认为由于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有限，如果孩子不想读书，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初中就辍学到城里劳动力市场去打工。……到了2010年代，大多数农村的成年人都渴望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体面、不用再干农活的生活。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移居到城市挣钱，进而赚取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在城里买房的钱。……虽然农村学生很少能考上名牌大学，但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农村孩子成功的传说。当孩子还在上小学，还没展现出擅长考试的本领时，农村的父母就敢于设想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少数幸运儿，能够从干苦力中解脱出来。但父母对教育与日俱增的期待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打工家庭对留守孩子无人管教的恐慌催生了县乡中小学普遍的寄宿制度。在寄宿学校里，教育者们倾向于用严格的身体管理、苦行僧式的刷题生活来“管住”这些远离父母的学生们。此外，Murphy还提到：

家庭和学校努力给孩子灌输了一种代际偿债的意识，他们需要通过勤奋学习和表现良好来偿还这些照顾。这样，孩子和成人相互捆绑，跨越地域为生存奋斗。

然而“读书成才”的神话难以打破根深蒂固的城乡不平等。Murphy访问的许多青少年都自嘲式地回忆过小时候因思念进城务工父母而产生的烦恼，或是通过努力理解父母来释怀他们因被“丢弃”而积累的怨恨。

然而，这些被迫“懂事”的孩子们能否真正消化这些烦恼和怨恨，实际上取决于“初升高”的转折期他们对自身前景的看法：若考上好高中，便看到了摆脱做工命运的出路，从前父母外出赚钱的“牺牲”也成了“值得”：

一些考上了梦寐以求的高中的青少年认为是父母的牺牲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更容易与过去留守的经历和解。但当“父母-子女”奋斗模式所承诺的前景难以实现时，青少年们有时会认为是父母的迁徙让他们前途灰暗。

当“鸡娃”的海淀妈妈打造了奇观一般的城市育儿图像，Murphy的发现提醒我们，在县乡、农村，留守少年们承受的学业和精神压力也一样不容小觑。在家人眼中，选择结束生命的小胡同学，就像Murphy访谈过的许多少年一样“乖巧”、“懂事”、“上进”，但在不被看见的生命暗面，或许他也和他们一样孤独、痛苦、无助。

“胡鑫宇案”以自杀定谳作结后，上海有学校开始要求学生签署《不自杀承诺书》，另一些学校则紧急引入了危机心理干预制度。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关怀重新被纳入系统治理的逻辑之下。然而这些介入措施究竟效力如何？对和小胡这样的青少年来说，怎样的心理支持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在2021年世界精神健康日的一篇旧文中，小结介绍了人类学家Lisa Stevenson关于加拿大应对因纽特青年自杀问题的研究Life Beside Itself。Stevenson把国家建立的因纽特青年自杀预防制度斥为一种机械化、官僚化的“匿名关怀”。国家在乎的只是因纽特青年作为加拿大公民的“活着”，却并不在意他们“想要如何活下去”。Stevenson指出：

在全球的自杀预防项目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匿名关怀的逻辑，这些项目首先试图定义所谓“高危人群”，并提供一套让志愿者远程应对“自杀危机”的协议，而不必直面他人存在的焦虑与苦痛的特殊性。……更为讽刺的是，这种干预方式在呼吁有自杀倾向的青年求生的同时，也不断地将他们询唤到一个“有问题”的主体位置上，去确认他们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因纽特青年们要如何在另一种生活制度中重建自我？

或许不能把留守少年的生活类比为因纽特人遭遇的殖民主义历史损毁。但Stevenson的质问确实切中了当下种种青少年“自杀预防项目”的弊病。胡鑫宇们需要的并不是那无用的“五分钟”，而是对苦痛的肯认，对未来的希望，对存在的救赎。这一切都需要个体与系统层面共同的沉思。

最后希望大家照护好自己，也照护好身边的人。

2023年2月11日

本期编辑｜孟竹